认知的飞跃不是来自于发现了长久以来一个问题的答案，而是来自于一个新问题的表述，或者更常见的是，一个老问题的新的提法。当研究者的思考没完没了地碰到一些无法克服的矛盾或一堆不断增加的复杂情况而徒然地走入死胡同时，办法通常是那个用新词语提出问题的人想到的。以围绕太阳的圆周运动或日心自旋来解释行星运动从16世纪末开始随着天文观测的日渐精确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用椭圆取代了圆，开普勒（Kepler）开普勒（1571～1630），日耳曼天文学家，提出了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译注令之前的天文学家们提出的大部分难题都成为过时的问题；问题不再是将一个一个的圆周运动排列起来，而是确切地说明那些椭圆运动的特有属性。同样，在19世纪，解释亲子间的性状遗传发展到一种自相矛盾。如果说，人们很自然地认为，孩子的性格是父母亲特点的融合，那么这种性状近似于双亲性状的平均值。对这一过程的世代重复必定会导致群体系统的逐渐同质化，但是没有发现任何这样的同质化，相反地，始终保持着多样性。最自然的解释和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的对立不容置辩。孟德尔的假说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父母亲遗传给子女的不是他们的“性状”，而是支配这些性状的“因素”（我们现在称之为“基因”）的各一半；对于每个基本性状，一个个体就这样拥有两个因素，分别来自他的父母；这两个因素共存但不合并，一生保持不变，并轮到它们如此这般地遗传给下一代。这个假说，我们如今已经知道它与生物学事实完全一致。孟德尔的假说与过去的常识发生了冲突，因为它指出了每个生命体都受到其机体双重控制的独特性。我们的思想难以接受这种系统共控性，就在孟德尔发现之后的一个多世纪的今天，许多推论仍然建立在默认的性状遗传，而非基因遗传的基础之上。最常见的懒惰不是拒绝工作，而是拒绝用我们的想像力来回答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我们常常习惯于进行冗长的演算，解决一些复杂的方程式，使用一些艰难的推导公式，但是我们的思想在探究使用新术语所表述的疑问时却停止不前。数学家吉尔博（G. Guilbaud）喜欢肯定地说我们的年龄不是动脉年龄，而是代数年龄，也就是说，我们随时随刻更改描绘现实事物模式的能力。在这方面，一个常用练习和一次跑步一样令人更加年轻（见方框2）。出于惰性，我们等待科学回答我们的问题；科学家们自己有时也这么做并且同意由那些“知道的人”，那些带来答案的人来向他们作介绍。而这有时是真的，但科学尤其是一个确定其界限的领域；而在科学的边界上，一切都成问题。最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就是那些无数疑问尚未真正形成和出现的科学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