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復 牧三河 : 著名的“费马大定理”可能就是这样的不可判定命题。1637年费马费马(Fermat,1601~1665),法国数学家。费马在数论、解析几何学、概率论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被誉为“业余数学家之王”。——译注在一本书的书页空白处写出自己发现的一个真正出色的验算,但他没有足够的地方把那个验算公式完整地写出来。根据这个定理,假设a、b、c和n是整数,如果n大于2,那么等式an+bn=cn无解。在那之后的3个半世纪以来,谁都没能论证出这个命题。“哥德巴赫猜想”4=2+2,6=3+3,8=5+3,10=7+3,12=7+5,14=11+3……是不是所有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质数的和?这个问题是德国数学家哥德巴赫(Goldbach,1690~1764)于1742年6月7日在给大数学家欧拉(Euler)的信中提出的,所以被称作哥德巴赫猜想。——译注也是如此。在哥德巴赫于1742年写给数学家欧拉的一封信中,这位德国数学家说自己发现所有的偶数都是两个质数之和。无论被研究的数多大,哥德巴赫的这个发现始终未出现过错误,但由于这个命题不具有任何的直观性(因为数越大,质数的数目越少,而偶数的数目是恒定的),它就是一直无法得到证明。假使有朝一日这类不可判定性命题得到了论证,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如此可靠、如此富有确信的古老算术学自身也有死区和模糊不清的深暗之处。因此,最正式领域内的纯逻辑学和命题计算能够指明其自身的局限,我们可以把这种局限看成一种精神失败,一种最终无法打造一把符合所有需要的工具的精神失败。我们也可以恰恰相反,把这种证明视为一场胜利:因为我们的智力甚至在尚未达到自我完善之前就能发现那些无法避免的结构缺陷和不足。看到逻辑的枷锁永远无法再将我们禁锢其中,我们也可以松一口气了:当我们设想一个不可判定命题时,我们可以永远自由地选择接受它或否决它。因此,科学,时常作为一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有威力的机器,一台人类能够更好地了解以便更好地支配我们周围的世界的机器,从操纵它运转的机体的深处——观察现实和演绎逻辑——冒出了这两个意料之外的奇特概念:不确定性和不可判定性。这既不是科学的倒退也并非科学机器出现的某种小故障,这就是科学活动的真实性。的确,这种活动使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有时提供了一些新的行动能力,但是,借用保罗·克洛岱尔保罗·克洛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诗人、戏剧家,职业外交家,曾任法国驻中国福州的领事和驻日本、美国、比利时的大使。——译注在《诗艺》(Art poétique)篇首的一句话,这不是认识而是共生,是满足我们这种精神需求的个人成长和发展:“在认识我们周围世界的同时拥有这个世界。”第一章 我们与科学2科学与日常生活研究科学活动的内在困难极有可能被当作不影响实际运行机制的卖弄风情,就好像一道出于好意提出的但几乎没改变日常表现的良心难题。因为受到深刻影响的是每天的实际经验。近两个世纪以来,科学发现突飞猛进地应用于技术上,这些科学技术不仅改变了人类环境,也改变了人类融入其中和预见未来的方式。与每个人、每个群体切身相关的就是:存在;幸福。随着技术进步提供给人类的新能力造成可以满足这种需要的印象或幻象,这种需要日益变成了欲望。但是这种技术进步同时也从各个方面打乱了自然乃至人类的命运,从而改变了问题的已知条件。人与工作工业革命诞生了一种新的集体协作精神,这种精神把工作与收入、收入与物质生活、物质生活与幸福联系在一起。从前,工作是上帝诅咒人类的结果,现在的工作则由于收入的加入而成为幸福的源泉,工作成为人类要求享有的权利之一。但是科技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工作变得越来越不需要人的参与。我们的直接反应不是减少工作天数以便找到或恢复平衡,而是通过建立一个第三产业来保护我们的工作权利,而这个第三产业是一种不仅无用有时又具有毁灭性的通过自我分配任务来进行自我辩护的官僚主义。工作成为人类的主要活动。我们在儿童时代就被开始要求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处于有工作能力的年龄段的人享有工作的权利;停止工作被视为剥夺其权利的一种处罚。效率和效益成为这一活动的首要准则,它们促成了我们创造财富能力的惊人飞跃发展,但是这需要日益增加的专业化。个体间精确的信息传递可以分配给每个人全部任务中极有限的一小部分任务,因为一个人的活动区域越狭小,他能获得的专业技术就越多。在一个效率和效益成为关键字眼的社会里,这个专业化、不断增加的职业化进程已经加快了节奏。完成略微复杂的作品所必需的知识总和显得极为重要,任何个体都无法独自掌握全部的知识。集体效率要求每个人在严格限定的专业方向努力学习,并且这种努力会因各种专业知识之间的协同合作而得到增值。这种越来越必然的合作的确可以发扬互助宽容的精神,增强需要别人协助的意识和抑制轻视他人的偏见。但是这种合作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职业化”导致了:分隔式社会。每个人使用的专业语言极大地阻隔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因此必然需要一种沟通的中介。借助技术、集中渠道和传播渠道所形成的信息,取代了人人平等参与的平衡的集体行为,即交流。等级化社会。那种不以个体平等为基础(因为这不具任何意义)而以个人身份地位的平等为基础的相互亲和关系无法建立起来;以一方支配、另一方服从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得到默认,等级结构自然而然地成为必需。孤立的个体。个人越深入研究自己的本专业或本学科,就越被封闭在一个有着共同技能、语言的观念的愈来愈狭窄的小圈子里。于是他的人际关系局限于仅仅与相同地位相同身份的个体的交往,而这种身份地位与己相当的人又会随着个体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而愈来愈少,最终连家庭交流都会受到影响。残废的个体。伴随着若干特长的发展,个体的许多其他特点在衰退。正如职业铅球运动员对于自己本行以外的一切事情都表现得束手无策、无能为力一样,他变成了单型性、具有单一潜质的不会独自处理日常事务的个体。尤其是专业技能范围的明显狭窄造成了个体对变化的恐惧。失望的个体。几个世纪以前的人类社会可能是按专业群体(农民、手工业者、军人……)组织起来的,社会赋予人的专业范围极为宽广,无论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人人都能够意识到自己完成了“某件事情”,都能够感受到某种程度的骄傲。但是这种专业分工逐渐变得非常细碎,以致大部分参与其中的人都有自己“什么也没做”的感觉。总之,在我们大多数人看来,工作的目标不是工作所创造的东西,而是工作所能获得的利益。因此工作被视为一种权利,这不是因为工作能使我们得到满足,而是因为工作是获得利益进而获得财富的条件(法国作家马塞尔·帕尼奥尔马塞尔·帕尼奥尔(Marcel Pagnol,1895~1974),法国剧作家,1928年以发表讽刺喜剧《窦巴兹》成名,剧中的主人公名为窦巴兹(Topaze)。——译注,借其作品主人公窦巴兹之口说过,“金钱不能创造幸福,但是金钱可以用来向制造幸福的人购买幸福”)。人与人体有一个方面的专业化分工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这就是人体。在我们的社会里,唯一受到特别重视的人体功能就是那些有效率地完成生产工序或者某些诸如体育之类的传统活动的人体功能。人体所能提供给人类的大多数能力都已被遗忘或者正在衰退。甚至连“视听”教学技术都只依靠听力和视觉这两种感官,而人类机体是一个更多样化、更为丰富的整体。因此,学习音乐的首要目的本来应该是向学习者敞开一个新的人与人之间的感觉和交流的世界,现在却改变了方向,转而朝着枯燥抽象的视唱练习或追求精湛技巧的方向发展,因为这是走向成功之路的有效方法。觉醒的人体也被引到为追求体育冠军而在自始至终全然相似的条件下无限重复同样动作的歧路上。这种寻觅精湛技艺和寻求冠军奖牌的做法最终导致了仅仅对超常人才感兴趣的精英主义的出现。甚至连这个目的也被歪曲了:不再是为了增强和更好地享有人体自身的能力,而是把在一场冷酷无情的竞赛中脱颖而出成为优胜者作为自己的目标。综观我们的许多行为,其中都抱有一种糟蹋的态度,这难道不过分吗?难道一位出租自己的才智去改良一个企业的技术和财务状况,却对该企业的最高宗旨一无所知的工程师,与一个每半小时就向一位她一无所知的顾客出租自己魅力的妓女别有二致吗?为了说明这种人体作用的堕落,我们举一个特别的(但是却百分之百真实的)例子:在纽约中央火车站附近的第42大街上,有着数不胜数的性用品商店和色情商店,这些商店和店铺那闪闪发光、诱惑人心的橱窗里陈列着“闻所未闻”的肉欲享乐器具和表演,尽管还得花上几个美元才能进去,不过这对于那些只能看看橱窗的穷流浪汉来说似乎并非难如登天。因为当地中心输血站的几个分站就设在同一条街道上,他们卖个几百毫升的血,换取观看一场脱衣舞表演的权利,这就是交易。然而,我们人类进行过多少比这更隐蔽、更微妙、更间接但从本质上看却极其相似的交易啊!人与“他人”最有影响的科技变革恐怕非通讯莫属了。信息的传递和存储速率超出了人类的想像。起初,这种新技术令人无法抗拒,但是现在却使人感到忧虑不安:了解世界上每天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从客观地描述我们周围的世界很快发展成为对客观现实的遮掩。这些信息仿佛一道道闪电,轮番地并且偶然地照亮了一块巨大拼图的这个或那个小小的局部,我们因这些闪电的程度之强和数量之多而更加遗忘了整体的感觉。社会的真正变迁往往是循序渐进的,种种缓慢的小变化最终导致了社会的重大变革。由于没有发生任何的“零星”事件,因此这些变化未被信息察觉到。有一天,我们突然惊奇地发现,没有任何人为的因素,先是这一领域接着又是那个领域发生了变化。然而已经太晚了,我们对此逆来顺受。渐渐地,社会的未来不再只是一系列我们不想要却顺从接受的变化。饱和状态妨碍了人类整理信息并将其划分等级;饱和产生了一种拒绝反应,一种假想的逃避反应。一种模糊的未分化的怀疑论逐渐地确立起来。头脑里充斥着信息的公民们最终和那些没有信息的人一样变得轻信和缺乏防卫。而公众对诺查丹玛斯预言16世纪的法国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写了10卷诗《诸世纪》,预言在他之后未来所发生的大事、灾难等,被称为诺查丹玛斯预言。——译注的难以置信的兴趣揭示出这种可信度。人与地球人类的科技手段几乎可以使我们现在随心所欲地改变着并且在不远的将来更容易地改变人类的自然生活条件。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长远影响。我们发现,人类除了有可能引爆核灾难之外,也正在耗尽那些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点滴积聚起来的可用资源,并且还在干扰几千年以来形成的种种平衡。我们的地球并不很大,而我们注定得在地球上生活。我们常常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满足,就在短短的瞬间破坏了自然界经过漫长的岁月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了告知“公众”某某冠军的昏厥或某个大明星的离婚,我们摧毁了多少公顷的树木来生产新闻用纸,而这其中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会被读者扫上一眼,并很快化为灰烬和二氧化碳。我们制造的垃圾越来越多,连海洋都成了我们的垃圾场,一个任何清洁工都无法掏净的垃圾常人类对舒适生活和及时享乐的追求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长远生存;同时也威胁到地球上与人类共存的所有物种的生存。最反常也最耸人听闻的一件破坏集体资源的荒谬事情就是捕杀鲸鱼,这种哺乳动物的所有种群现在都极为稀少并且濒临灭绝。蓝鲸不仅是海洋的巨人,也是地球上现存以及曾经存在过的动物中的巨人,目前它的数量不足3000头,而半个世纪以前地球上还有超过4万头的蓝鲸。尽管亡羊补牢地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日本和苏联这两个捕鲸大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拒绝执行这些保护措施。这种大屠杀的目的则显得极其荒唐可笑:人们主要用鲸鱼肉来制作猫食和狗粮,生产润滑剂和口红。为了使地球上的生命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应不应该像尼采尼采(Nietzsche,1844~1900),德国哲学家、作家。——译注所希望的那样有计划地组织人类的死亡呢?人类角色的学习在各种生命体中,人类的“生产周期”最长,远远超出了其他生物。小孩子则是这个循环之中的最小环节,他们需要许多年的时间来学习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技能。新知识的积累极大地延长了这一过程,尤其造成了我们社会培养年轻人职能的专业化;学校越来越集中地扮演着培养人的角色,而在原始社会,这个角色是由全社会的人共同承担的。在一个专业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一切服从于效率这个万能准则的社会里,学习也随着自然进程的发展而产生了变化,甚至达到了荒谬怪诞的境地。学校不再以帮助每个人的充分发展为目的,而是向社会提供一些能够有效率地参与生产机制的个体。由此,学校把自己的真正职能即培养青年人的职能置于选择和指导就业的职能之后。学校让每个孩子都置身于一场无情的障碍赛中,失败了就会受到未来就业面狭窄的惩罚。自然,最幸运的学生有接受全面教育的大好机会,但是他们很快会发现每越过一个障碍物,还有下一个障碍物在等着他们。不仅仅学校,整个人生都彻底变成了一系列的期待;成功从来不是一种幸福,而是在为必然会发生的下一次战斗作准备。任何阶段都不是一种结束,不过毋庸置疑,最后一个阶段是众所周知的。人类与死亡很多社会都成功地将玄奥丑恶的死亡与他们的生活实践融为一体。随着科学发展和科学之子——技术——的进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个矛盾。如何选择:高速公路上的愚蠢的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死亡,医院里被医疗技术冷酷隔离的无名无姓者的死亡,还是在专为老年人开办的各种养老院里的缓慢死亡?科学通过若干非常片面的解释打碎了古老的神话,让人相信一切都是可以说明清楚的。所以科学创造了一种虚无。从本质上看,科学既无法建立一种价值体系,也不能达到自我超越。”
回復 夢想之光芒: 這部《樱井知香潮喷合集》如今,孔熙志只是关心孔家到底还有没有生意可以做。,彻底打垮了他的身体。现在,他只要稍微运动一下,就会立刻感到胸闷气喘。孔家的家业也元气大伤,因为孔熙志已没有足够的财力和精力举家迁移到海外去了,甚至连台湾也来不及去了。解放军的动作如此之快,出乎了许多人的预料。
回復 吃飯三碗 : 最明显的案例就是对作用于某种量性的每个基因的个别影响的研究。在像我们人类这样的有性物种当中,基因的属性就是基因是成对出现的。从孟德尔开始,我们了解到所有的基本特点不是取决于一个遗传因子,而是取决于两个共存不变的遗传因子。它们同时对个体呈现的特点起作用,这个特点是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而不是它们的作用的加法总和。科学家们付出了诸多的努力以将这种相互作用简化归结为加法。有一个方法能够充分说明这些努力的不现实的一面。我们只需设想一个只有1和0两个值的性状,它由主基因A和隐性基因a组成的一对基因所支配:换言之,基因型为AA或Aa的个体的性状值为1;基因型为aa的个体的性状值为0。我们能够赋予每类基因一个有关此性状的特性吗?以某些随机而合理的选择为根据,我们确实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答案并非一些数字,而是取决于两个基因A和a各自的出现频率p和q,科学家们发现基因A的特性等于+q2而基因a的特性则等于-pq。因此,在一个基因A和a的出现频率均为1/2的整个群体中,A的特性使该性状增加了1/4,a则使其性状相应地减少了1/4;但是,假使两者的出现频率为9/10和1/10,那么基因A和a的特性则分别是+1/100和-9/100。当与这两种表型有关的数值都是独立于整个群体之外的绝对数时,基因的赋值就会随其出现频率而变化。因而这些特性并不是基因自身的特征,而是这个群体的特点。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个互动过程,基因不可能具有加法特性。诚然,已经有一些或简或繁的方法用来计算这些特性。事实上,这些方法只能得到一个在既定环境的若干局部有效的结果,而这种有效性的局限很快就被人抛诸脑后。给出的答案与最初的基因A和基因a的特性问题无关,而是另外的一个有关这些特性在某个既定群体的问题。为了重拾加法模式所带来的脑力舒适,我们应该转化我们的疑问——关键是要意识到这一点。。